唐獎漢學系列報導2唐獎漢學獎得主狄百瑞（William Theodore de Bary）的儒學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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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始自黃宗羲的「明夷待訪錄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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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他的博士論文經過長達40年的增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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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才正式出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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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可見他作學問的嚴謹態度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黃進興表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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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洗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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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儒家文化一度被視為封建落後、阻礙進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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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尤其如此。然而，隔了一個大洋，一生都在美國作研究的狄百瑞，得以擺脫這些政治激情，對中國文化本身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，並指出儒家的一些觀念，其實也有現代的自由、民主觀念的影子。黃進興回憶，在一場朱子學國際研討會上，大陸著名大儒馮友蘭，因和共產黨走的近，遭其他學者排斥，只能和兩個女兒落寞地用餐，場面相當難堪。後來有兩位學者看不下去，前往陪伴馮友蘭，其中一位是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，另一位就是狄百瑞。在黃進興的印象中，狄百瑞個頭高大，講話很有力道，晚輩和他對談都會有些害怕。他作學問相當嚴謹，研究「明夷待訪錄」的博士論文，修了40年才正式出版，一定要非常有把握才出手；狄百瑞召集的研討會，參與者都是一時之選，每個演講題目都經過仔細推敲，絕非親朋好友隨便湊湊就開會。黃進興說，狄百瑞研究漢學，把儒家文化介紹給西方，但他一點也不「naive（天真）」，他也理解儒家的侷限，不乏誠懇批評。例如狄百瑞分析「明夷待訪錄」的「善法」觀念，接近西方的法治，而非東方傳統的人治，但仍缺乏「社會契約」的概念，並未闡揚執政者的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。除了自己作學問，狄百瑞還是一個很好的「學術企業家」，黃進興說，狄百瑞還相當善於組織學者一同打拚，「像是要建立一個empire」，狄百瑞為漢學作了很多「基礎工」，例如主持東方經典翻譯計畫，翻譯了150多本典籍。狄百瑞相當重視學術研討會，每次都能發揮影響力，募集到足夠的經費，把各國頂尖研究者集中到一個舒適的環境開會，例如夏威夷、義大利，這些會議論文集不是開完會就束之高閣，往往變成博士班必考材料。黃進興幽默地說，「你知道的，人文學者有時需要這樣的環境，才能產生火花。」1050620(中央社)，